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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废除高考解决不了教育问题

    时间:2020-10-14 09:26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    提到博弈人们会很自然想到囚徒困境,其实在人类社会中,博弈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在北大任职期间,张维迎曾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通选课博弈与社会,就是从最简单的博弈理论出发,探讨生活中和博弈有关的种种选择事件。在经过8年终于完成《博弈与社会》时,张维

      提到博弈人们会很自然想到“囚徒困境”,其实在人类社会中,博弈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在北大任职期间,张维迎曾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通选课“博弈与社会”,就是从最简单的博弈理论出发,探讨生活中和博弈有关的种种选择事件。在经过8年终于完成《博弈与社会》时,张维迎发现:其实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。“囚徒困境”的出现,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。

      新京报:这本书的主题是“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”,这是在你写完之后总结出来的?

      张维迎:是我写完之后总结出来的。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,我们过去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、研究均衡,这里有问题和误导性,因为我们人类最主要的就是合作。过去可能我们也谈过很多,说人类整体的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于合作。但是合作还有很多的障碍,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囚徒困境,人类的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地克服这个障碍。我觉得不光是经济学,整个社会科学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——人类怎么合作。

      张维迎:人类不合作就是两个原因,一个是无知,知识有限。另一个原因是人们都想占便宜,最后造成不合作。合作不是否定每个人的利益,而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人类能够实现多赢合作。

      张维迎:这就涉及制度文化,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等等。产权制度就是解决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。有一些制度的存在可以让人们更愿意考虑获得长远利益,人们就更加理性一点,彼此更加信任,合作更好。每个人如果为了短期利益,大家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。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,政府的存在本来是为了更好的合作,但是政府的存在能不能真正有助于合作,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政府有权力之后可能滥用权力,反倒破坏了合作,包括财产权的侵犯,所以就需要建立更好的制度约束政府。

      新京报:你在书里说小孩子补课也是囚徒理论。如果所有学生周末都休息,考上重点中学和大学的会是最聪明的孩子,但如果别人的孩子周末补课,你虽然聪明但不补课也可能考不上好学校。最后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在补课,仍然是聪明的孩子考上重点学校。

      张维迎:对,我们今天面临这个困惑,每个人都在追求对自己好的东西,最后发现对谁都不好。有时候认为是好的事其实是不好的,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。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。计划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相信可以让人类生产更有效、社会更公平,结果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。所以后来我们就不断改,改革就是不断引进市场。如果这个社会有问题,很大程度就是由于我们陷入囚徒困境。

      张维迎:对,改就是为了走出这个囚徒困境。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我们今天有很多潜在的合作机会,但是大家可能没有认识到,或者认识到了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使大家能够这样去做。

      张维迎: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,比如刚才你提到的补课的问题,我们看出这个毛病了,这个东西对谁都不好,我们讲素质教育,但是为什么做不下去?就是因为背后还有更深的体制在掣肘,或者是分数导向。把身体搞坏了不要紧,只要我能上清华北大就可以了,这就有一部分人目光短浅的问题。是不是废除了高考就解决这个问题了?不是这样的。

      新京报:在书里你也提到,高考制度尽管有不合理之处,但仍然是目前我们国家最为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机制。

      张维迎:当然了,如果我们大学本身是自由竞争的,这个问题慢慢就会解决。如果大学不是自由竞争的,国家只塑造那几所重点,就形成人为的一个金字塔。美国同等大学多了,大家觉得哈佛好,耶鲁、斯坦福、普林斯顿也都很好。但是中国就是给北大、清华定10分,其他的可能是6分。如果大学本身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体制,你的选择就多了,大学有竞争以后就注重自己的名声了,招老师就不会胡来。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像美国这种招生的方式,仍然有考试,考完以后你申请几个学校,每个学校录取不录取是它的事情。但要想办好学校,就要想办法录取好的学生,这就是美国大学的声誉机制。我们现在只能靠很严格的,比如一类大学、二类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来定,这样就死了,考试差一分两分这有什么差别呢?其实没有什么差别,但是我们目前这个体制下只能这样,然后你就发现素质教育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,囚徒困境就在这儿。

      张维迎:我们看到一个囚徒问题,实际是由背后很多体制决定的,我们只要这个体制做好了,很多囚徒困境就可以解开了。但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,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行。比如说我刚才讲的,大家认识到只有竞争性的大学体制才是最好的,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一点,我们怎么保证大学教育质量?就是靠教育部门发文件、做规定、做检查?这个问题一定没法解决。再者就是,即便认识到这个问题了,但是那些官员有权,不想放弃权力,他也不会这样去做,这就需要另外一种制衡官员的力量。这些官员如果做不好了,老百姓可以不要他了,他就不敢要那么多权了,权力的分布就能更平衡一点。

      张维迎:现在中国老百姓不太相信政府,因为你权大以后,自由裁量权太大。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有办法拿得住的人,如果他表现不好的时候,可以撤换掉,那我就会相信他。如果我对他一点办法没有的话,那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他。你上火车以后,有一个东西不能拿,你愿意把东西交给小伙子保管还是老太太保管?你还是喜欢交给老太太保管,因为她跑不了,但是小伙子就有可能有能力拿跑了。因为你权力太大了,没人能限制你。中国很多问题在这种体制下仍然有一个囚徒困境。

      张维迎:就是制度“企业家”,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者,理念的很多转变需要思想型的求同“企业家”,比如像这样的。这些人做很多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而是为了更大的理想,这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。人类的进步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么一些有理念的制度“企业家”,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长期锁定在坏的均衡当中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均衡,对所有人都好。不过,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那儿改变的话,反倒不好,还是走不出囚徒困境,只有大家协调着去改变。这就需要一种思想和操作方法。

      张维迎,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,经济学教授。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,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,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84-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。2006-2010年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。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;2006年3月他发表了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》的长文,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。2008年入选“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”。代表作《价格、市场与企业家》,《中国改革30年》,《市场的逻辑》等。新作《博弈与社会》日前由上海天翼图书联合北大出版社共同推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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